群山间的随想散文中国青年报

答高考政治题时，关于脱贫攻坚的措施我信手拈来，而真正要付诸实践时的重重阻力与困难，只有在我到了高脚村、每天看来自各行各业的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、亲身走在太阳暴晒又曲折蜿蜒的家访路上，才真正地感受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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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山那边的山啊，铁青着脸，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。”

每次我站在走廊上向远处的山谷望去时，王家新的这句诗便蓦地浮现在脑海：高脚村的孩子们，或许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的痴想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。我不想去追溯他们的先民是如何翻越崇山峻岭来到这里定居，我只在想，这些哪儿也去不了、什么也见不着的孩子们，想要在这天地之间找到自己的未来，该多么难啊！——至少现在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天地是何等样子。

贵州省从江县高脚村，位于黔桂两省区交界的深山之中。从这里到最近的西山镇需要40分钟车程，路上遍布急弯和陡坡，以及7月暴雨导致的多处塌方痕迹。村里有户人家，分散在6个组，大部分有劳动力的人家每年能收五百到一千斤谷子，余下的就是种些玉米、钩藤和茄子豆角之类，再去竹林里收些竹笋，晒干以后吃上一年。山坡上跑着些土鸡，圈里的猪要养到过年宰杀，熏成腊肉和干笋一同炒制。

中寨小学是村里唯一的教学点，既是一二年级小学，又是幼儿园和成人夜校。平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校长，负责一二年级的所有科目教学和学校的全部事务；一位是幼师，教学前班的孩子。因为没有足够的老师，只能采取复式教学，一节课分成两半：校长一半时间上一年级，一半时间上二年级；孩子们一半时间上课，一半时间写作业。孩子们在这里读完二年级后，就必须去镇里上学，一个星期回一次家。家里有摩托车的可以骑车接送，没有车的就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回家，过完周末再走回学校。

这次我们的支教夏令营，一共招收了52名学生。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，从江是他们到过的最远的地方；还有些孩子甚至从未出过村子，仅仅是赶集日跟着家人去过西山；他们中的极少数，去过广东和上海，去找他们在那里打工的爸爸妈妈。

今年是我做春晖助学支教夏令营志愿者的第二年了。如果说去年的我，是在以一种好奇的眼光去捕捉良上镇的一切，那么今年则更多地是在去年的记忆和今年的进行时中，试图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，并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公益路径。

第一节音乐课后，有两个男孩找到了我，问我能不能教他们弹吉他。

“你们想学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琴都买了，就是不会弹。”

“买琴的时候没有买书吗？”

“送了书啊，但是看不懂啊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他们如约来到学校，我从吉他的部件名称和持法指法开始，教他们“爬格子”和C大调音阶。

我的眼前是两双年轻但又黑又僵硬的手，皮肤几乎和琴颈一样黝黑，那笨拙的左右手显然没有接触过任何灵巧的乐器。他们果然不知道代表DoReMi，遑论通过看书来自学弹琴。

我和班主任晶晶聊起他们。我说：“他们学得好认真，未来的他们也许能成为民谣歌手，也许不能，不过，愿吉他能成为陪伴他们未来生活的一样爱好。”

在当地镇里长大的晶晶告诉我，他们或许真的非常需要我，因为在这个勉强温饱、偏僻闭塞的大山深处，孩子们的兴趣爱好都很难得到发展。有的孩子或许有游泳、唱戏这样的一技之长，却没有城里孩子们丰富多元的选择机会。的确，在这一点上，城里长大的我，实在是优越得太多，可以走过山、走过水、穿越城市，在旅行、摄影、音乐、文学等种种尝试和“挥霍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而在他们眼前，或许就只有那条通往外面的崎岖山路，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。

为了孩子们能沿着这条山路顺利地走出高脚村，这里的人们也在努力。

组织夏令营报名那天，我和校长坐在花坛上商谈爱心书屋的捐赠事宜，然后聊起了学生以及他与这个学校的过往——4年前，他接手了这个窗玻璃被风刮得七零八落、只剩下8名学生的濒临关停的教学点。那个时候学校除了8名平均成绩只有几分的孩童外几乎一无所有。“上面给我一年时间，如果能搞好，就继续（办学校），搞不好就关了。”他说。

校长骑着他红色的小摩托车往返于学校和他家所在的西山镇，将玻璃、涂料、电线、灯具、药箱一样一样驮来，再一样一样地安置在曾经摇摇欲坠的校舍。4年之间，操场、厕所、午餐食堂、饮水机、投影仪、打印机、体育器材、医务室、幼儿宿舍从无到有。他挨家挨户地找来那些适龄但未入学的孩子，慢慢地有了二十多个学生，到现在村里户人家中已经没有未入学的适龄儿童。

学校不大，却还算整洁，走廊和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作品，顶上悬着用棉线穿着的五颜六色的风车，被大风吹着呼啦啦地响。教学楼与操场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花坛，里面种着茄子、辣椒、小白菜、葫芦、番茄和丝瓜，还有桃树、冬青、小叶黄杨以及孔雀草。校长说那都是他带着学生一起种下的，还用红漆在木板上写下植物的名字，挂在枝桠上。他不止一次地嘱咐我：“你们一定要给学生讲，不要把这些花弄坏啦！平时我最怕小孩不懂事，把花采去。”的确，如果没有风车和花坛的色彩，这所偏僻的山村小学会荒芜得可怕，也许就像4年前一样。

校长讲得很快，就像他身后一晃而过的4年高脚村时光和30年乡村教育生涯。他像拉家常一样地与我聊他与学校的故事，仿佛这些年过得轻松又平常。

初来乍到的我只是听着，无从知道他这些年究竟是怎样艰辛。

我只知道他在办公室的隔间里放了一张小床，一周7天中6天付给学校，剩下的付给家人。他的朋友圈无一不与学校相关：学生，学校的花草，各种爱心捐赠。

我只看见他每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都穿着那件松松垮垮的对襟白布衫，裤管卷到小腿的一半，沾满泥渍的凉皮鞋表面已经磨得毛毛糙糙。

前年教师节，他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“乡村学校从教30年”荣誉证书；去年教师节，他获得了“希望工程烛光奖”，将颁奖时拍下的合照设为自己的